| 迎战艾滋病——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评估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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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艾滋病网 出处：中国艾滋病网 更新时间：
2007年7月26日 |
组织调查和完稿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
及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发起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大约二百年前，拿破仑曾预言：中国一旦觉醒，全世界将会为之震撼。两百年后的今天，令人担心的艾滋病一旦在中国蔓延，不仅中国自己感到震惊，整个人类都将为之震撼。
引言－为什么现在写这个报告？
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艾滋病大规模流行，但存在潜在的流行趋势，局势严峻，一触即发，并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其它地区见到了太多太多艾滋病造成的危害，有足够的证据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的一切。目前这一段短暂的时间，是我们绝无仅有的控制艾滋病蔓延的良机。
近几年中国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期间，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努力。但是，艾滋病问题是复杂的、巨大的、没有国界的。因此，它需要中国乃至全世界做出迅速的、有效的反应。
为了加强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和在这一领域内的国际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联合国中国艾滋病控制专题工作组决定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份在北京召开艾滋病预防国际捐款会议。为了保证会议的成功召开，有关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并对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局势和艾滋病控制需求进行调查、评估。您所读到的正是对这些工作的总结报告。本报告的撰稿充分采纳了联合国有关组织的代表、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家使馆所提出的建议。
“尽管中国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国家，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局势越来越严峻。自一九九四年以来，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流行区域不断扩大，艾滋病感染者数量急剧上升，并已波及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中国未来艾滋病蔓延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中国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现在不积极采取控制措施，将坐失良机。那样我国艾滋病的感染率将会迅速上升，并给将来的艾滋病控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应当把艾滋病控制工作当作拯救整个民族的大事来抓。”
--国务委员彭佩云同志在一九九六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通过分析局势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结论？
为了引出问题，当务之急是全面了解中国艾滋病流行情况、流行趋势、受影响人群有关的危险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什么成绩。同时了解中国所有阶层对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主要需求亦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本报告旨在向捐款者提供一个有益的工具，让其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和有什么需求。捐款会议将打开中国在艾滋病控制领域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大门。
方法学－如何进行评估？
研究获取信息的四种方式
问卷调查，收到了24个省和一些专家回答的问卷
小组专题讨论，包括举行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讨论
现场调查（共三组），第一组访问调查了山西、河南和山东省，第二组调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和伊犁自治州及四川的成都市和凉山自治州，第三组访问了云南省。
收集现有的文件和出版物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办事处和六个发起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银行自始至终参与这项研究。
内容-本报告的结构
第一部分(中国艾滋病现状)描述了中国目前HIV/AIDS形势和未来促进HIV传播的因素.
第二部分(中国对控制艾滋病的承诺)描述了政府部门和各种团体对艾滋病威胁的反应以及联合国系统和国际团体以前对中国的支持.
第三部分(扩大中国对艾滋病控制的反响)概述了目前中国艾滋病控制工作的需求和国际团体对中国控制艾滋病的努力怎样进行支持.
第一部分：中国艾滋病现状
中国目前的艾滋病流行局势－处于什么阶段？
历史回顾，分三个阶段
中国1985年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人，随后12年的流行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88）：国外病例输入期，这一时期艾滋病感染报告主要是来华外国人和海外华人，散在分布在沿海一带城市。仅在浙江省发现4例因使用进口凝血第八因子而感染HIV的感染者。
第二阶段（1989－1993）：播散期，1989年10月在云南西南地区吸毒人群中发现了146例HIV感染者标志此期的开始。在此期间，大多数HIV感染报道来源于云南的注射毒品者（瑞丽注射毒品者HIV感染率估计为70－80％，龙川的感染率为40％，潞西的感染率为0－5％，（HIV感染率随着离中缅边境距离的增长而降低）。同时，在归国劳工、性病病人和暗娼中亦有少量HIV阳性者报告。
第三阶段（1994－现在）：增长期，HIV传播超出云南省的范围，在其他地区的注射毒品和职业献血者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HIV感染者，全国HIV感染报告数量急剧上升，在四川（1995年）、新疆（1996年）、广西（1997年）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大量的HIV感染者。同时，经性传播的HIV感染者报告增多，但所占比例相对不大，但还没有达到流行的程度。
HIV感染者及病例报告，估计和预测－多少已经感染，多少将要被感染？
病例报告－我们知道有多少感染者
到1996年底，全国报告到卫生部的HIV感染者数量为5990人，其中包括155例艾滋病病人。报告数量最多的六个省是云南、河南、新疆、河北、广东及四川。
中国艾滋病流行形势可以概括为：目前HIV感染总报告数量仍然很少，感染仍局限在某些农村地区，但从目前广泛存在的流行途径来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存在着HIV大流行的可能。
导致目前HIV感染报告数量较少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HIV感染者数量确实较少，HIV感染在这些人群中尚处于早期阶段。
有大量的病例漏报现象
目前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30个省有HIV感染者的报告，感染者大多数分布在各省的局部地区，多为农民。但其他地区感染数量在增多，特别是在长途卡车司机和流动人口中间存在HIV感染的公路沿线，提示传播在不久将会更为广泛。
HIV感染者分布于各种职业人群，但大多数是农民、归国劳工、无业游民及个体从业者。青壮年占感染者的大多数，约有79％感染者年龄为20－40岁，男女比例为5：1。目前报告的HIV感染者中约2/3通过注射毒品感染，8％通过性接触传播，有3例通过母婴传播。
在云南和新疆感染率最高的地区，HIV感染几乎都是注射毒品者，约占报告总数的60％。在中原地区部分省的职业供浆者中发现的HIV感染者约占全国报告数量的11％，这些供浆者的感染多是由于非法商业采浆点的针具和设备污染所致。
估计数量－我们认为有多少人已经感染？
HIV感染者的实际数量是通过分层分析法估计的（即某一特定人群HIV感染率乘以这一人群的估计数量）。1993年HIV感染者的估计数量为10,000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有关省的专家们估计，到1996年底全国有15－20万HIV感染者。
预测数量－我们认为有多少人将来会被感染？
对未来的HIV流行作准确的预测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措施的力度和效果、高危人群行为方式的改变（包括变好或变坏）等。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HIV感染者数量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地控制措施，到下世纪初（尽管是哪一年还无法确定）中国艾滋病的感染者数量将达到100万，到2010年感染者数量有可能达到1000万。若现在采取有效措施，则有可能把艾滋病的流行控制在较低水平，在2010年时感染者数量可能不会超过150万。
不管中国HIV感染数量最终达到多少，由于HIV感染者经过5－10年都将发展成为艾滋病病人，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有相当数量的艾滋病病例发生。而且与HIV/AIDS相关的其它疾病特别是结合及机会性感染亦将出现相应的流行。
促使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因素－流行的危险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把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定义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可能感染艾滋病的概率。现在中国艾滋病的感染主要与两类高危行为有关，即注射毒品和不安全性行为。此外，目前性病的流行给未来艾滋病的流行提供了极好的滋生地。
注射毒品
撐緮一词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初是指抽吸鸦片。现在许多精神药物被滥用，特别是在某些难以获得医疗服务有把鸦片作为治疗药物历史的农村偏远地区，。但是目前吸毒方式由口吸转向静脉注射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主要是因为吸毒者认为注射毒品比口吸更合算和有效。
中国目前的吸毒状况
中国目前登记在册的吸毒者有52万；公安部门估计吸毒者的实际数量是登记数量的几倍。在云南、新疆、广西及沿海城市有相当比例的人群使用海洛因；在内蒙古、宁夏、青海和河北有更大比例的人群口吸鸦片。
自1985年起，公安机关和海关查获到贩卖鸦片和海洛因的案件逐年上升，政府对贩毒分子的政策是严惩不怠，对吸毒者采取戒毒拯救的策略。在中国目前有许多戒毒中心和临床诊所，有些是由公安机关开办，有些则是由医疗部门或地方社区负责。但是，戒毒后复吸率极高，可达70－90％。现阶段，只开展对吸毒者的戒毒工作，还没有开展对吸毒者的维持疗法。
吸毒者的高危行为
1992－1994年云南德宏地区的吸毒者中30％以上通过静脉注射吸毒，70－100％的注射毒品者共用注射器。在新疆伊宁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吸毒者都是通过注射毒品。一旦感染，吸毒者往往没有意识（也许是由于无知）去防止病毒传给他的同伴，来自云南的一份研究报告提示吸毒者中仅1％的人使用避孕套。
1993年以前，HIV感染的报告主要集中在云南省，但1995年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份报告显示35％的注射毒品者为HIV阳性，截至1997年6月，共报告171例HIV感染者，94％是彝族农民。1996年新疆的国家级艾滋病哨点监测开始报告HIV感染者，伊宁和乌鲁木齐市注射毒品者HIV感染率分别为76％和38％。1997年广西的凭祥、东兴和百色亦出现HIV阳性报告，来自百色的一份报告显示在79份吸毒者的样品中61份样品呈HIV阳性。
云南的资料显示HIV阳性者的配偶感染率开始逐渐上升，从1990年的3％上升到1996年的12％。
预防艾滋病通过注射毒品传播
禁毒是一项长期的斗争，地理环境和毒品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彻底清除毒品是十分困难的。使吸毒者戒毒和使毒品注射器保持清洁同样是十分困难的，艾滋病病毒在吸毒者中传播十分迅速，主要危险来自共用注射器。除了减少毒品的供应和需求之外，当务之急是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低毒品危害。特别是教育注射毒品者了解共用注射器和针头以及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对健康造成的危害。
不安全性行为
不安全性行为是指一个人在不了解对方HIV感染状况的情况下进行无保护性交的行为。这包括嫖娼行为和多性伴（非商业性）行为。
嫖娼行为
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成功的取缔了娼妓。自80年代开始，娼妓现象在某些沿海城市和大城市重新出现并不断延伸到内陆的小城镇。经济因素是娼妓现象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水平比农村高，这样就吸引了一些农村妇女来到城市，其中一些为了迅速致富就成为暗娼，另外一些妇女由于失业而被迫为娼以暂求生存。
1996年共抓获卖淫嫖娼人员42万人。公安部门估计，实际上从事卖淫嫖娼的人员数量可能达到300至400万，约为报告数量的10倍。
总而言之，农村妇女趋向于到城市，北方妇女趋向于到南方，内陆地区的妇女趋向于到沿海城市从事卖淫活动。一份来自海南省的报告显示，四分之三的暗娼来自其他省。另外，在某些大城市发现有来自农村的男妓。
警方报告有相当数量的妇女被骗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从事卖淫活动。由于语言障碍和经济原因，这些妇女极易受到伤害。为了拯救这些妇女，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多部门合作和双边合作是必要的。
娼妓现象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并助长性病的流行。为了保护妇女的权利，中国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严禁强迫、欺骗妇女从事娼妓活动。每个省都建立了妇教中心，每年约收教4－5万卖淫妇女。有些妇教中心已经开展性病艾滋病知识教育。一些妇女从妇教所释放以后继续从事卖淫活动。
暗娼可以分为许多类，从包娼到在建筑工棚卖淫的妇女。她们性行为增加的次数与收入和安全性行为知识的减少呈负相关，大多数暗娼在一个地方一般停留3－5个月，很少超过12个月。此人群中同伴关系融洽，交流良好，交流的内容包括如何避孕，如何和嫖客讨价还价，如何吸引嫖客等。这提示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也可以通过同样的途径在同伴之间传播。
通常由嫖客来决定在性交时是否使用避孕套。海南的一项研究显示30％的暗娼回答她们在最后一次性交时使用避孕套。另一项在云南的研究发现暗娼们在进行非商业性性行为如和男朋友或丈夫性交时不使用避孕套。暗娼流产率可以作为衡量她们在性行为时是否采取保护措施的有效指标。海南的研究发现有18％的暗娼回答有过人流史。在云南的研究发现一些暗娼报告在过去两年内作过人流，但是暗娼老板们认为90％的暗娼都作过人流。
暗娼中的性病和艾滋病
妇教所中暗娼的性病感染率为10％－60％，平均约30％左右。大多数患STD的暗娼自己购药治疗，有的到私人诊所或找一些非法从医人员治疗。来自性病门诊的报告显示大多数男性性病患者的感染都是由于无保护的性行为造成的。
一般来讲，患有性病的暗娼其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率比一般妇女人群高。乙肝病毒携带率与年龄、卖淫时间及卖淫次数呈正相关。有估计认为暗娼中HIV感染率在0.01％到1％之间。
显而易见，卖淫嫖娼现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除，因此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到预防暗娼患性病艾滋病的工作中去。所开展的活动应包括同伴教育、避孕套的推广使用、改善个体客服性病门诊服务质量等，对嫖客的安全性行为教育工作也应逐步展开。
关于避孕套的故事之一：中国有七大橡胶生产厂家被批准生产避孕套，每年全国避孕套的生产量大于10亿个，其中85％通过计划生育系统免费向公众发放，有15％通过药店和商场出售。在中国携带避孕套并不违法，尽管传言中有反面的说法。
关于避孕套的故事之二：避孕套的社会市场营销－社会市场营销是利用各种商业技巧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价格合理的医疗服务并推广健康行为方式。DKT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了社会市场营销系统，旨在通过推广和分发避孕套来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国际公司。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该公司在全国的29个省销售了2千万个避孕套，销售渠道非同一般的途径，包括超级市场，杂货店，书报亭及高危人群集中的地方甚至直接卖给暗娼。DKT公司是第一家在电视上作避孕套促销广告的厂家并在电视上直接宣传避孕套的防病功能。与国际人口服务组织（PSI）并肩作战，DKT公司希望得到更多的资金和支持与中国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
性传播疾病（STD）
自70年代后期起，性病报告数字逐渐增长，1995年报告的性病病例数为36.2万，主要分布在广东、四川、江苏、浙江、广西等省。专家估计实际患病人数可能是报告病例的10倍。同时亦有估计认为到2000年报告的性病数字可能占35种法定传染病发病总数的50％以上。梅毒报告例数上升最快，1996年梅毒报告例数比1995年增长83％。在某些省份，梅毒的报告例数比前一年同期增长110％到240％。这表明，一方面诊断技术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发病数量有所增长。
中国目前有26个性病监测哨点，来自哨点的监测资料表明某些性活跃人群如暗娼中性病感染率很高，由于监测系统尚存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目前还不能全面掌握真实情况。1993到1996年对献血者的主动监测表明这一人群性病的发生率开始上升。
在高危人群中已开始进行一些调查工作，在山东省进行的一项对长途卡车司机的调查发现7％的司机患有性病；江苏的一项研究表明，流动建筑工人中4％的人患有性病；监狱犯人中有2％的人患有性病。在哈尔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拘留所和妇教所，暗娼和嫖客的性病感染率非常高，可达10％－80％。
上述事实对于我们了解艾滋病目前流行形势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性病患者处在HIV感染的更高危险之中，这样说有两个理由：其一是性病患者经常有高危行为如卖淫嫖娼，其二是从生理角度考虑，性病患者对HIV的易感性增高，这是因为由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更有利于艾滋病病毒和性病病原体侵入机体。
性病预防和治疗方面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传染病法定报告制度与对性病病人的有效管理和治疗之间存在着矛盾。根据1989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性病病人包括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必须连同其姓名一起向防疫部门报告，这样一条规定似乎把性病病人从检测和官方的医疗服务机构吓跑了，这将导致性病病人得不到彻底地、及时地治疗，进而导致这些感染者继续传播疾病。
根据现行的性病管理和治疗规定，多少综合医院具有法定的性病治疗权力和服务能力，但全国仍有许多私人诊所向性病病人提供性病诊治服务。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性病患者需要得到经济上能负担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取缔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非法江湖客服行医，另一方面要培训性病治疗方面的医务人员和合法的个体从医人员，同时建立完善的监督系统以保证他们所提供的性病医疗服务质量。病症管理法旨在取消那些昂贵的和不必要的性病检测来确保对性病病人及时治疗，需要在基层尽快推广。性病治疗药物的广告和医疗服务需要立法进行管理。
深圳性病治疗方面的进展－深圳经济特区约有400万人口，许多人是流动的劳工，深圳在性病管理治疗方面有三个方面的经验：
1994年有2000多无照从医者从事性病治疗，其中不乏江湖客服。通过整顿管理，1997年初，无照从医者的数量大大减少，目前已批准10家私人诊所允许提供性病治疗服务。
一批医院的医务人员得到了性病管理和治疗方面的培训。1997年初，有50个单位被批准从事性病诊断和治疗。在深圳，医务人员的培训使用的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性病治疗指南作为培训教材。
在深圳的郊区建立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社区保健中心，中心由许多部门组成，包括：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妇幼保健、慢性病预防和护理、老年康复医学、疾病诊断治疗等部门。此类中心将来有希望进一步发展，并在性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发挥积极作用，包括避孕套的推广使用和同伴教育，因为他们在接触和教育社区易感人群方面独具优势。
促进HIV传播的其他因素－－－流行的潜伏危机
本章描述的因素是指影响个人自控能力的社会因素，UNAIDS称之为对HIV/AIDS的易感性。要降低人群对艾滋病易感性需借助政府的努力、国际的支持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在现实生活中，危险性和易感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每一个人的易感性都是与其危险行为相结合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把降低危险性的努力和降低易感性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控制HIV传播的效果才能更广泛、持久。
流动人口：贫穷、发展和人口流动
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移居异地他乡（暂时或长期），这是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既是经济改革的同期反应，也是其所产生的后果，它构成了政府发展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有利于地区间平衡发展和剩余劳动力的再分配，有利于城市和农村、农业和非农业地区的发展和快速致富，它造福于所有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居民。
促使劳动力在全国流动的各种动力可分为撏贫瘮和撐龜两类因素。促使流动的推动因素包括土地短缺、劳动力过剩、低农业收入、低农业生产状况和政府鼓励移民政策并为之创造条件。突出的吸引因素主要是不断增多的城市企业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城市较高的收入和更为诱人的城市生活方式。
任何地区的流动人口统计都相当困难，尤其是在中国，由于流动人群的分散程度和范围都很大，且按流动时间长短来定义流动人口的标准不一致，导致统计工作更加困难。估计的流动人口（包括长期的和暂时的）总数高达1.2亿，也就是说，中国约15％的劳动力可能离开了他们的原居住地，在其他地方作短期或长期的居住。这个数字似乎还在增加。流动大多发生在城镇内、县内或省内，但有近二千万人流动到其它地区。1995年，流动人口最多的省是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四川有将近三百万人移出，其中15％在省间流动。进入人口最多的省是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新疆。其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广东，进入流动人口近四百万，占总数的20％。
1995年，60％以上的流动人口是男性。约20％年龄在15－19岁；45％在20－24岁。流动人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离开农村地区，成为生产、交通、农业、商业或服务行业的工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比流入地居民低。移居对其原居住地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以四川为例：1996年流动人口寄回家乡的钱超过130亿元人民币。
移民和HIV
尽管可获得的关于HIV和流动人口的科学数据并不多，然而我们必须对未来的形势做出推测，因为劳动力在国内大量流动将对中国的HIV流行蔓延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许多城市的暗娼通常是来自远方而非当地居民，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暗娼们在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人群团体，并在城市间不断流动。大部分城市的绝大多数STD病人不是当地居民。吸毒，多发生于农村地区的当地居民，有时也发生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最近，全国城市毒品走私和吸毒的急剧增加，与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有密切关系。
流动人口中存在着许多易于感染HIV的因素。例如，流动人口多很年轻，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超时工作；流动人口多未婚或离开配偶和孩子而独自生活，他们希望挣到比原来更多的钱。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很可能与偶遇的伙伴（常是暗娼）发生性关系。
另外，流动人口难以接受健康教育。文化程度普遍很低以及不熟悉当地方言，加大了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的难度。
因此，在中国，需要有新的方式接近流动人口，需要设计新的方法教育他们。例如，象铁路管理部门这样的组织，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接近和教育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常乘坐火车旅行，特别是在春节这段时间，大部分中国人喜欢返回家乡。这一特殊时刻是对广大流动人口进行安全生活方式教育的良机，可减少流动人口离家后可能暴露于危险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接近移民－－中国铁路管理部门在艾滋病宣传工作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不仅向本系统职工（六百万职工家属），也向铁路旅客（其中许多是流动劳动人口）进行宣传。由于每年售出一千二百多万张火车票，铁路系统在向流动人口宣传工作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铁路部门正在两个试点车站建立宣传教育中心，以促进STD/HIV个人防护知识的宣传。1997年初，铁路管理部门对本系统内在AIDS预防工作上做出突出贡献的职工，授予了荣誉称号并颁发了奖杯。铁道部已投入80,000美元用作HIV/AIDS预防工作经费。
少数民族
据1990年人口普查，除汉族外，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在11.3亿的人口中，9,100万是少数民族，大约占总人口的8％。他们主要居住在五个自治区，38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最大的四个少数民族是壮、回、维吾尔族和彝族。壮族居住在广西、云南、广东和贵州。回族居住在许多省和北京，但主要在宁夏、甘肃、河南、新疆。维吾尔族主要在新疆。彝族居住在四川南部、云南、贵州和广西。傣族和景颇是两个HIV感染率最高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南边境地区。
现在，少数民族中HIV感染者所占比例比汉族高。在云南省，少数民族感染者占80％。在凉山彝族自治州，99％的感染者是彝族。如此之高比例的原因是：
在少数民族地区，吸毒有历史背景。出于许多原因，地方当局在这些地区解决这些问题十分困难。
HIV感染较多的少数民族地区位于毒品交易的主要通道。
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程度极低，特别是缺乏专为少数民族制作的健康教育材料。
尽管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不平衡的发展、土地及其它资源的缺乏使这些地区条件改善面临困难。
男性同性恋者
中国汉朝（206BC－220AD）就有同性恋活动历史记载。明朝（1368－1644）后，同性恋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晚清（1900），同性恋活动变得越来越不被社会所接受。在中国近代社会，同性恋也未被广泛接受。尽管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同性恋持容忍态度，但还是有许多人反对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AIDS的流行，同性恋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据研究资料报道，0.5％的城市已婚居民和2.3％的农村居民自称曾有过同性性行为。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7.5％的学生承认有同性恋行为，其中只有0.6％有肛交史。
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但也不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仍然迫于社会的压力，隐藏其性倾向而结婚。中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较少。199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北京约有10,000到20,000同性恋者。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据估计，目前中国男性同性恋者有200至800万人。
同性恋人群中STD/HIV感染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感染了STD或HIV尚不清楚。全国1993－1996年STD监测数据显示，1994年男性同性恋者中患STD比1993年增加了263％。在北京一所综合医院治疗的38例HIV阳性或AIDS病人中，12人是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另一所医院则报告33人HIV感染者中有10人是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估计中国可能有10％的HIV感染者是由不安全同性性行为引起。同性恋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状况良好的人可通过热线咨询对其进行宣传。
据报道，男性同性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各不相同。在被调查的同性恋者中，北京有2/3，南京有1/3，天津和重庆有1/4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安全套。然而，在流动人口和其他城市中，安全套的使用并不多。1993年，北京、天津、南京和重庆的调查显示75％－93％的同性性活动是口交或爱抚，50％为肛交。另一项研究估计1/3的男性同性恋者为肛交。半数被调查的同性恋者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50多个性伴。部分人称一年中有100多个性伴。四大城市的一份调查表明约38％的同性性行为是付费的。在某大城市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一些流动同性恋者是男妓。
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和促进行为改变的困难
在同性恋者间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由于这类活动不被广泛接受，他们的交往多是秘密的。另外，提议使用安全套可能会暗示已经感染或担心被其性伴感染。彼此相互了解的长期同性性伴并不多见，许多人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名或地址。
对这部分人进行教育极其困难，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收入很低的人群。异性恋卫生工作者很
难被同性恋者所信任，仅有少数的医务人员都能与同性恋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由于其高危行为和较少采取保护措施，男性同性恋人群HIV和STD感染率高于一般人群。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一易感群体，采取更好的办法或手段，接近他们，给他们提供信息和支持，增强他们防止HIV和STD感染的自我保护能力。
与血液和血液制品有关的危害
1988年，中国禁止血液和血液制品进口，以防HIV通过血液及血制品传播。1994年底，在河北省某地的有偿献血员中发生HIV感染局部爆发。此后，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血液市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其进行整顿。但由于资源缺乏、基层检测人员技术力量薄弱、无法控制非法采集血液和血浆，难以保证血液供应的安全。当前，各省省会及部分地、市的血库可以保证血液质量；而一些合法的劣质血库及非法血库，血液质量令人担忧。
中国有两种主要的献血来源，一种是强制或自愿献血，另一种是卖血。总的说来，中国人不太愿意献血，只有少部分人是无偿献血。绝大部分血液制品靠卖血者的血液制做。在目前约300万卖血者中，大部分人生活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如河南、河北、安徽、山西和贵州。部分人是流动人口或失业者，靠卖血为生。这部分人中存在着吸毒和性乱行为。
自愿献血活动－－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运动及高级政府和社区领导人亲自献血活动，中国许多城市的自愿献血活动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全国无偿献血的先进城市乙近百个，无偿献血金杯获得者280多人，每人平均献血3，000毫升。在未来加强安全供血的工作中，自愿献血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希望上述样板将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
1994年底至1995年初，发现一定数量的和采供血有关的HIV感染者，感染的部分原因与非法采血有关。1995年，在南方某省检测90,000份卖血者的HIV抗体，其中15份呈阳性。中部某省在卖血者的356份血浆中，检出6份阳性。目前，尚缺乏精确评估卖血者感染状况的资料。
丙型肝炎的感染率
由于丙型肝炎与艾滋病的传播传播途径相似，可以通过检测丙型肝炎的感染率来估计艾滋病传播的相对易感性。也可以丙型肝炎的传染率进一步推测未来艾滋病的潜在传染率。
河北省卫生防疫站开展了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在三个村的三种不同献血人群中研究丙型肝炎的感染状况。其中一个村以献血浆为主，一个村献血浆和全血，另一个村只献全血。三个村非献血人群的丙型肝炎感染率分别是2％、<1％和0％；献全血人群的感染率分别是5％、0.3%和0.7％；献血浆人群的感染率分别是67％、33％和13％。以献血浆为主的村的全人群丙型肝炎感染率高于其他两个村。
献血浆者丙型肝炎感染率高,可能与采集血浆的方式（分离血清后将红血球回输给献血者）有关。类似的方式也可能会发生于HIV的传播。
卫生保健机构感染控制不当
在卫生部下发的控制医院内交叉感染指南的指导下，每个医院由副院长牵头，成立了预防医源性感染委员会,制订了关于消毒、透析和一般注意事项（使用橡胶手套、利器的处理程序）的规章。但在某些卫生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因为仪器设备不足或人员缺乏培训，难以进行医疗仪器的消毒。另外，甚至在大城市，针头和注射器的处理也不完善，可能流入社区被再次使用。显然，除艾滋病外，这些问题也形成其它许多感染性疾病的危险因素。
妇女
妇女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不断增加。几种性别相关因素增加了妇女感染STD和HIV的危险，限制了她们防止感染的自我保护能力。在中国处于特别危险的妇女包括：流动到城镇的年轻妇女、学生和在卡拉OK厅、美容院、按摩院等场所工作的服务小姐。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岁以下农村妇女的文盲率高于城市很多倍，说明我国有许多妇女缺乏文化教育。尽管本文所提及的其它几个易感人群中也包括妇女，但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相关问题需给予特别关注。
由于妇女处于社会、经济的不利地位，使她们特别容易感染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妇女的性病感染症状常常是隐蔽性的，既不利于诊断，也使其后果更为严重，如增加不孕和异位妊娠的危险性。此外，男性感染者将HIV传给女性的危险性是女性传给男性的4倍，而且许多妇女无力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其它性病的存在使妇女感染HIV的可能性急剧增大。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母婴传播的病例报告至今并不太多，然而，由于丈夫的感染，导致已婚妇女中HIV感染者不断增多，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胎儿的感染率。
干预的首要目的是为妇女提供教育机会，以预防、减少和治疗性病包括艾滋病，并提供性病并发症（如不孕）的治疗。
年轻人
在中国，儿童暴露于艾滋病的危险并不比成人小。世界各界一致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对年轻人进行艾滋病教育，这是降低易感性的首要手段。儿童期特别是青春期正是年轻人不断成熟、性行为、习惯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青春期也是浅尝吸毒的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当务之急的是向年轻人提供预防艾滋病性病所必要的知识和技术。研究表明，性教育和艾滋病教育可以推后年轻人第一次性经历的时间，并促使已经有性活动的年轻人使用避孕套。
为年轻人制定的预防艾滋病规划，应广泛面向小学、中学、大学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以及年轻的男女工人。
开展健康教育－－国家教委公布了对大、中、小学生开展健康教育的基本要求，将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纳入到健康教育大纲中。同时也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师资培训。云南省教委通过在大学内进行健康教育巡回展览，宣传常见病、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儿少卫生知识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联合国机构的援助下，针对中学生的健康教育已经在许多地方开展。
第二部分 中国对控制艾滋病的承诺
政府和社区的反应
多部委参与的国家艾滋病控制项目
做为对1985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的反应，国家于1986年成立了国家AIDS委员会；1987年，制订了国家AIDS预防和控制规划。
1990年3月，卫生部制定了AIDS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该规划既符合艾滋病全球控制策略又在此基础上作了适合中国特点的修改。这项规划分为一个国家总体计划和13个省级计划。1993年,UNDP支持了艾滋病预防控制相关政策和相应措施研究项目，研究项目通过卫生部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合作实施。1994年12月,在世界艾滋病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签署了艾滋病控制巴黎宣言，在政治上作出承诺支持全球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
1995年，经国务院同意，由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意见”，提出了预防HIV/AIDS的几项关键性措施，列出今后AIDS预防控制工作的重点。建议中提出成立由国务院领导的新的国家AIDS控制委员会，代替原国家AIDS委员会；在预防医学科学院创建全国AIDS控制中心；增加国家艾滋病项目管理经费投入:1996年和1997年的艾滋病控制专项经费大幅度增加。
中国在1996年在艾滋病控制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快。10月，国务委员彭佩云在国家AIDS预防和控制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她说，政府已经将AIDS预防和控制纳入第九个五年计划和中国二十一世纪远景目标规划。10月，新的国家艾滋病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彭佩云主持，来自33个部委、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有关部委和组织在AIDS预防和控制工作中的职责分工。
随着中国艾滋病控制策略的调整，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的组织下，1997年将出台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完成的中国多部门参与中国预防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规划将指导国内外合作伙伴从事艾滋病控制工作，把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顺利推向二十一世纪。省级和地方政府也将制订各自的AIDS预防和控制规划，并使之与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相结合。
中国也将支持全球的艾滋病控制工作,是第一个向新成立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捐助1996－1997两年活动基金的非常任捐款国，而且是此期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规划协调局的成员之一。
卫生部
卫生部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主要机构，与其他有关部门一起，负责制订和实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规划并负责规划执行过程中的协调。负责制定法律、规章，监测、管理、健康教育、培训和提供HIV/AIDS相关材料。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是中国控制艾滋病的关键部门。
为了提高血液和血液制品的安全性，卫生部已经采取措施，整顿采供血机构，加强对献血员的管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非法采血。旨在实行无偿献血制度的撓籽〝已提交全国人大待审议。卫生部每年举办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学习班，为各省有关部门和委员会培训专业人员。1995年和1996年，以世界AIDS日为中心的AIDS宣传周，向各省发放图片、小册子和录像带，帮助他们向大众传播艾滋病预防控制信息；最近，卫生部开展了一项运动，通过大众媒体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卫生部还与国际组织合作，使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由于AIDS病例增加，用于AIDS预防和控制的经费也增加了。卫生部分配用于国家级和省级活动的经费1995年是500万元人民币，1996年和1997年都是15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80万美元)。
1993年，在UNDP的帮助下，多部门的HIV/AIDS预防和控制培训中心在上海成立。三年间，中心为30个部委和组织培训了300多位工作人员。6个部委已在他们自己的系统继续开展二级或三级培训。成千上万的人在培训活动中受益。接受培训的人在AIDS预防和健康教育领域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事AIDS控制工作的其他卫生部门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负责AIDS的监测,流行情况分析和预测，实验室检测，实验质量控制，提供信息和技术指导。
中国医学科学院负责临床诊断和治疗，药物筛选和研究，社会行为研究等。
健康教育所负责AIDS知识传播研究。
位于南京的全国STD预防和控制中心负责STD监测、培训和技术指导。
北京医科大学儿少研究所负责培训中小学教师，在青少年中开展AIDS教育及提供指导。
检疫局负责进出国人员的AIDS监测和进口血液制品的检查。
大众和社区及非政府组织的投入
近来，政府越来越重视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中的作用，极力支持他们的发展。因为群众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一些敏感问题的健康教育和干预上具有优势，而这些措施政府机构不便直接参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得到了政府一定的支持，当然也得到政府的赞许。许多非政府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适合中国国情，在这一领域工作很出色。
非政府组织支持政府部门举办了几百期培训班；10,000多名不同职业的人接受了不同水平的培训。受训者中有医务人员、健康教育工作者、教师、宾馆服务员、公安人员、司机、移民和妇女。首次非政府组织关于AIDS预防和控制的联合会议达成了一致的行动规划，发起中国非政府组织预防AIDS的运动。近年来，各级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大量AIDS宣传教育材料。一些组织宣传AIDS防治知识，教育群众，通过他们的报刊、杂志参与AIDS预防。1995年，在WHO/GPA的支持下，中国AIDS预防和控制协会在上海、河南及其他省的性病门诊作了一次促进安全套使用的预试验。中国预防医学会在武汉对卡车司机开展了同伴教育和促进安全套使用的项目。
中国与AIDS预防有关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
性学研究所
中国艾滋病工作网络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总工会
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红十字总会
云南红十字会实施的青少年同伴教育－－非政府组织进行有效干预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参与HIV/AIDS预防活动，特别是云南红十字会。在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儿童基金会预算外基金支持下，制作了同伴教育手册和培训了同伴教育师资。鉴于项目的成功，中国红十字会在新疆和广西已经开始实施类似的计划，并进一步争取国际援助在福建、广东和海南开展类似活动。
省级AIDS预防规划
省级艾滋病防治的主要机构与国家级相似。11个省建立了以省领导牵头的艾滋病预防委员会或协调组。相关部门的领导参与了省艾滋病防治的协调组织工作。
1980年至1996年，共有22个省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共投入了4700多万元经费。其中，约有1/4的经费用于监测，1/4用于购买仪器，1/10用于健康教育，近1/10用于培训，其余少量经费用于研究、临床治疗及其它项目。近5年来，国际组织在22个省援助艾滋病控制工作的经费近1100万元，主要用于培训和购买仪器。
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卫生部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切实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为了将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各地政府急需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防治规划，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云南省开展多部门协作----在副省长的领导下，云南省艾滋病控制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原来下属于省卫生厅的艾滋病防治办公室转为由副省长直接领导，并配给了工作人员和办公室。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云南省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省战略规划中，制定了未来艾滋病预防行动的指导原则、目标和策略，明确了艾滋病控制工作是省政府的职责，其它各部门都应支持省政府的艾滋病控制工作。1997年6月，副省长召开多部委会议，对省内38个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这38个部门包括：省艾滋病防治办公室、省计委、省财政厅、共青团、卫生厅、公安厅、农业厅、广电厅、经贸厅、云南航空、民政厅、少数民族自治委员会、军队以及大量群众组织和地方非政府组织。希望云南省的艾滋病控制策略将成为全国其它地区学习的典范。
四川省实施长期战略----1997年8月，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制定并下发了《四川省预防和控制艾滋病1997-2010年规划》和《四川省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职责分工》。因此四川省成为中国第一个制定艾滋病防治长期规划的省份。制定与执行长期规划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至关重要。
辽宁省利用宣传媒体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辽宁省十分重视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制作了许多预防艾滋病的宣传资料，如电视专题讲座、小册子、宣传单、海报和宣传报等。全省设立了十部咨询热线电话。部分地市与地方电台、电视台建立了合作关系，定期制作、播放专题节目，如大连市的《午间时光》、鞍山市的《相会在虹桥》、丹东市的《早上好节目》、辽阳市的《健康卫士》、阜新市的《午间健康热线》等。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使群众掌握艾滋病性病的危害、传播途径和预防方法等知识，对艾滋病的预防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的援助
许多国际组织对中国控制艾滋病流行的计划和管理工作给予了大力援助。国际组织对艾滋病项目援助的主要目标包括提高政策认识、增强研究能力、援助研讨会和培训项目以及管理人员和专家的出国访问学习等。联合国机构及双边捐助者正在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开展大量艾滋病防治项目，同时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在省内、社区内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试点干预项目。
在北京的六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发起组织定期召开联合国预防艾滋病专题组会议。他们共享信息，共同制定中国艾滋病控制策略。除了联合行动之外，六大
联合国组织还分别在中国进行各自的艾滋病预防活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3年起就开始援助多部委协作预防艾滋病，开展了多部委参与预防控制艾滋病项目，通过多部委培训和目标人群干预示范项目提高政府各部门的认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过湄公项目参与云南省的艾滋病预防活动，旨在提高省政府的重视程度，建立控制能力，通过行为干预减少年轻人中的艾滋病传播。儿基会还在中国建立了国家项目以援助一些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世界卫生组织通过GPA在1988年至1995年支持中国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活动。当前WHO主要参与加强性病防治能力和学校健康教育能力的项目。世界银行在中国7个城市和云南省援助包括艾滋病预防的健康促进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助师范院校的艾滋病教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在制定援助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的下一个项目。
在艾滋病领域最积极的双边捐助者中，欧盟在21个省开展了大规模的性病艾滋病培训项目。澳洲国际发展协会在中国10个省援助专家研讨会以及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援助四川省师资培训项目。世界银行利用挪威资金支持研究活动。荷兰政府资助儿基会湄公项目，同时英国大使馆正在资助英国儿童救助会在云南省的一些艾滋病控制项目。
在活跃于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福特基金会援助了大量涉及某些较敏感领域的创新项目，这些项目多由中国非政府组织执行。英国儿童救助会在云南省开展了大量试点项目，包括减少危害和学校艾滋病预防教育。澳洲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编制了同伴宣教手册，在年轻人中开展同伴宣教育工作。DKT公司在中国许多省开展避孕套的社会市场营销活动，另一个营销机构PSI计划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合作在广东省开展避孕套促进项目。
还有许多其它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一些小型的多部委合作预防艾滋病项目。
HIV监测
获取有关艾滋病传播的准确数据，使决策者掌握必要的信息，这对确定干预地区和干预规模、制定干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遗憾的是，由于监测系统不健全，有关中国艾滋病流行的真实资料还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必须发展和完善监测系统。1995年中国选择了42个监测哨点，1997年增加到60个。在哨点监测中规定了4个重点人群，即暗娼、性病病人、吸毒者和长途卡车司机。
研究
目前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了许多方面的研究项目。例如：
流行病学研究：1990年开始在云南省德宏自治州进行艾滋病感染队列研究。中国加入了全球艾滋病流行病学监测系统。
行为学研究：从9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和医学科学家们进行了易感人群的行为特征和干预措施研究。
分子流行病学：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与各省防疫站合作获得了大量中国艾滋病病毒毒株的资料，如：
最早在云南省德宏自治州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是从缅甸传入的泰国B亚型和欧美B亚型。
在来自云南省思茅居住于泰国的暗娼中检出艾滋病病毒1型E亚型。
在云南注射毒品者和四川省注射毒品者和卖血者中检出泰国B亚型和印度C亚型病毒株；在中国中部地区的卖血者中也发现了B亚型株；新疆注射毒品者中检出C亚型株。
在北京同性恋人群中检出B亚型株。
艾滋病治疗：中国正致力于艾滋病的治疗研究。几个研究所在进行中草药筛选的研究，中国医学科学院用动物模型进行筛选研究。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医师用中草药治疗艾滋病患者已经取得一定的疗效。
艾滋病疫苗研制：中国参与了全球艾滋病疫苗的开发工作。
群众所掌握的艾滋病知识----在上海及其它7个城市的居民中进行的一次艾滋病知识的调查发现：80％以上的居民知道艾滋病有3个传播途径，而在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民献血员中，知道艾滋病3个传播途径的比例则低于20%。北京健康教育所在北京流动人群中进行的研究发现：该人群对艾滋病3个传播途径（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的知晓率分别为82%、78%和71%。普通人群所掌握艾滋病知识的正确率范围为15%至65%。
中国的宣传媒体----一直是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的主力军。
电视事业飞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1995年中国约有644家电视台
中国城市约有92％以上的居民定时收看电视节目
目前中国估计有2.5亿台电视机在使用
2亿多个家庭能够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8个电视频道
每省都有几家电视台，各大城市也都有自己的电视台
广播事业蒸蒸日上：
到1993年，全国有1000多家广播电台
估计平均有75%的中国人定时收听广播节目
广播可覆盖包括边远地区在内的广阔地区，可以用少数民族语言向少数民族地区播放节目
讨论社会问题的热线电话和座谈节目越来越普遍
期刊一直为广大中国读者所喜爱
1994年有1500多种官方登记在册的报纸和6000余种杂志
某些国家级报纸（如人民日报）每日发行量超过400万份
有为少量读者（如卫生工作者、卡车司机等）创办的专业报纸和杂志
热线电话显示出巨大潜力
1997年有20多个省设立了艾滋病咨询热线电话
热线电话可提供其它宣传媒介所缺乏的亲密对话关系
热线电话既可用于宣传，又可用于咨询
但是热线电话服务经常人手不足，缺乏支持
广告宣传牌很适于简短知识的宣传
地方艺术形式很受当地居民的喜爱，在艾滋病知识的传播上有巨大潜力
第三部分扩大中国对艾滋病控制的反响
需求是什么-国际组织应怎样支持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在2000年前，中国应在广大城市和农村地区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从而使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摘自1993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撰写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对策研究报告
本章是为愿意帮助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捐款者而作，这是因为现在减缓中国的艾滋病流行进程为时还不晚。本章将回答捐款者可能提出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援助？在什么领域？与谁联系可获得更多信息？
中国正处于制定国家和省艾滋病防治对策的关键时刻。如果给予必要资源和专业技术援助，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艾滋病流行则有可能保持在低水平，大大减小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
根据艾滋病领域的专家、社区领导和项目官员的意见，本章对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最迫切的需求进行了概述。这些需求突出了增强机构管理能力、增加经费投入、改革和采用有效方法几个方面。由于大部分需求涉及到艾滋病控制项目，建议把援助与相关项目结合起来。
以下将需求分为八个方面。
1.开展多部委协作项目
理由：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建立多部委预防艾滋病项目：这个承诺体现在1995年卫生部颁发的政策文件中。此后，成立了由33个部委组成的高层次协调委员会。多部门协作也迅速在各省（如云南）得到响应。对法律和行政规章作适当地修订将有助于推动各项工作，加强卫生及非卫生部门间的合作。
参与机会：
制订多层次的多部门协作计划，注重非卫生部门的投入。
在国家、省和更低层次的各项目计划中都要纳入有效的协调机制。
提高决策者（特别是省、州和县级的决策者）对艾滋病的认识。
建立省级项目管理者定期交流国内外经验的途径。
根据国内外最佳实践的经经验，检查现有的法律、法规，并进行适当修订，使艾滋病预防工作更加有效。
对所有政府官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使其支持多部门协作项目。
通过举办讲习班、国际交流和分享国内外最近实践经验，促进多层次、多部门技术人员能力的提高。
2.提高大众对艾滋病预防的认识
理由：
开展干预项目、反对歧视和确保感染者的医治都需要群众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大众宣传活动必须持续下去，而不应仅限于组织一次运动（如世界艾滋病日）。近几年来电子媒体发展迅速，我们应该获取这方面的援助以在社区内提高艾滋病认识。宣传媒体不仅面向普通人群进行宣传，同时也面向高危人群，它应当教育人们正确对待艾滋病感染者，并解答引起公众疑惑的问题。
参与机会:
利用宣传媒体，开展国家、省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
编制用于全国播放的艾滋病广播、电视宣传节目。
与电视台建立合作关系，定期宣传艾滋病知识。
建立宣传机制，定期向大众通报有关艾滋病的疫情、研究进展和活动情况。
探索其它宣传方式（如广告宣传牌）以提高普通人群的认识，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调查现有的咨询热线电话，提高其质量，使其成为易于接通、界面友好的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系统。
将性病艾滋病宣传纳入中小学教程，并结合到青春期健康教育项目中，编写内容新颖、有吸引力的教材。
开发教师培训的教材，开展教师培训项目。
建立国家艾滋病控制信息网络，与各项宣教研究工作紧密相联。
3.开发新的干预措施
理由：
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对策能够广泛应用于改变高危行为。我们应当以革新的观念制定艾滋病干预项目。试点干预项目有机会发现不同社区的需求，随后其它地区的项目管理者可以学习这些经验，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参与机会：
通过建立新的中心和（或）加强现有机构的建设使健康促进活动制度化，即实施新的计划。这些中心将负责编制性病艾滋病教材，进行重点人群的干预实验和支持避孕套市场销售活动。
制定多种形式控制注射毒品的策略，包括符合社区实际情况的戒毒项目和减低危害活动，建立获取清洁针头的途径和采用美莎酮替代疗法。
修改性病管理办法以提高性病治疗服务质量，通过（1）采用匿名服务，（2）对私人客服进行性病治疗培训，（3）推广病征管理法，（4）在治疗服务过程中开展安全性行为教育，（5）在监测、预防和治疗各方面将性病、艾滋病项目相结合。
在高危人群如暗娼、流动人口、注射毒品者和监狱犯人中开展同伴教育项目。
对出国的劳工和妇女人群，在出国前进行特殊的健康教育。
4.安全医疗服务
理由：
医疗机构中的艾滋病传播还较少见。尽管医院内严格控制机会性感染和实施安全供血规程，还是存在着暴露性传播的可能性。不当的宣传会把大众对高危性行为和吸毒的关注转移到医源传播上来。
参与机会：
调查医疗机构的感染控制措施，起草、颁布预防血传疾病传播的控制指南。
编写院内感染控制的培训手册，将其纳入在职及岗前医务人员技术培训项目中。
在政府领导、政府部门、企业、社区组织和著名人士的参与下，组织义务献血活动（如无偿献血日）。同时还要开展劝诫有高危行为的人不要参与献血的健康教育运动。
在所有血(浆)站进行献血前筛查，为血站工作人员制订采血(浆)指南，并对采血(浆)活动加强管理、监督和评价。
为输血者和献血者开展培训和教育活动。
加强采供血和血制品生产的质量控制。
为全国各级HIV实验室检测人员提供培训活动，介绍HIV检测的质量保证，制 订HIV检测实验室的质量检测措施。
5.改善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医疗服务
理由：
在今后的5至10年中，出现临床症状的艾滋病感染者将会增多，这需要医疗服务系统提供相应的治疗。医务工作者必须做好准备，象治疗其它慢性病或致命性疾病一样治疗艾滋病患者。应当鼓励艾滋病感染者继续在社区中过正常的生活。在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项目设计中应采纳以下几条措施：（1）社区措施，（2）无歧视，不隔离，（3）精神心理支持，（4）预防治疗临床并发症，（5）提供及时有效的治疗。
参与机会：
制定公共卫生和临床护理的艾滋病感染管理方案，重视护理和保密的原则，设定最低标准。
切合各省（地区）实际情况，发展院外社区治疗系统。
建立指导原则：（1）职业性接触管理规定，（2）预防母婴传播感染。
在劳教所建立艾滋病感染管理指导原则。
开展适于特殊社区需求的自愿检测和咨询服务。
在客服、护士和医务助理人员的大学和研究生培训中，将艾滋病管理纳入教程。
组建临床专家小组，为HIV感染者的管理及艾滋病病人的治疗提供建议。
为临床人员编写培训手册，注重医疗能力、社会心理支持和感染控制操作标准的培训。
6.创建有效的、科学的监测系统
理由：
一个有效的监测系统能够为全国艾滋病规划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监测艾滋病流行疫情和趋势，预测任何聚集性或是播散性的流行情况。随着艾滋病在中国不同地区不断蔓延扩大，其流行模式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因此，监测系统不仅仅是数据的收集，而应当注重数据的分析以帮助对策制定。今后的监测活动应该富于活力且满足社区的需求。为了在今后的十年中发挥更大作用，监测系统迫切需要完善甚或是改革。
参与机会：
加强血清学监测系统，通过：（1）将其建成一个独立于报告机制和病例检出措施之外的真正科学的项目，（2）严格坚持无关联、匿名规程，（3）以流行病学研究为目的的补充监测。
发展行为监测系统，对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危险性行为和吸毒行为进行资料收集和监测。
系统地收集与艾滋病有关的流行病学资料，特别是结核和其它机会性感染的资料。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预测流行趋势，将艾滋病与性病的监测项目相结合。
通过定期发布报告，加强监测系统的责任。即，经计算机录入、解释和分析从艾滋病监测系统、性病监测、艾滋病报告、行为监测和其它流行病学研究收集来的数据，建立季度监测报告制度。
7.促进社区广泛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
理由：
社区广泛参与艾滋病项目的优势早已在其它国家显示出来，在中国的一些试点项目中也取得了初步成功。它具有在特定重点人群中提高群众意识和促进行为改变的双重目的。中国有大量积极的群众组织，这是社区艾滋病防治项目的丰富资源。
参与机会：
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妇女、青年、流动人群和少数民族的群众组织的工作日程中。
从群众组织中选择成员作为同伴教育师资进行培训。
定期组织研讨会（会议），交流社区教育和干预的经验。
推广先进项目经验，供全国其它地区学习和采用.
8.开展定量研究
理由：
开发研究高质量的项目。当然，研究的首要目的应该是发展预防艾滋病的对策、公共卫生措施和感染者的护理。
参与机会：
在重点人群中进行社会、行为和文化等因素对性病艾滋病流行影响的研究。
在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中监测高危行为（性行为和吸毒），有可能建立试点监测系统作为监测项目中的一部分（见上述第6条，行为监测）。
制定国家和省艾滋病项目的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补充对艾滋病流行趋势的理解。
评估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需求。
建立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方法。
附言
以上概述了中国当前最迫切需求的艾滋病防治项目类别。本文在附件上列出了部分当前正在设想中的项目，详细列出了所需援助的种类和联系人。以下列出了有关联系人，从他们那里可以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和资料。
艾滋病流行是中国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障碍，是改革开放的大敌，是保障社会安定和进步的一个隐患。中国正处于低感染阶段和控制其进一步扩散的最后时机。对此既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要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必须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强预防工作，防患于未然。摘自1993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撰写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对策研究报告结束语。
联系人-----获取信息或联系援助项目
讨论资助、提供专家、选择援助项目、提出项目建议、获取或传递信息，请与下列人员（或具体项目的联系人）联系。中国目前迫切需要开展各种规模和范围的项目，热诚欢迎各界大力资助和广泛参与。
中国政府：
沈洁处长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二处
电话：（＋8610）64033127
传真：（＋8610）64014332
电子信箱：mddc2@a-1.net.cn
中国艾滋病非政府组织网络中心：
刘康迈先生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电话：（＋8610）63178284
传真：（＋8610）63022960
国际协调组织：
Emil:Fox博士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项目顾问
电话：（＋8610）65325467
电子信箱：unaids@public.iuol.net.cn
致谢:本报告是多个组织和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在此特别感谢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及其主任委员陈春明教授、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协会戴志澄教授和刘康迈先生为本报告所作的大量工作，同时感谢参与本报告调查问卷的有关省和专家，特别是为完成本报告所进行现场调查的省份。本报告初稿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顾问香港李瑞山客服协助，Ellen Hays女士完稿。国家统计局李希如先生为地图的绘制提供宝贵的帮助。
缩写词目录
AIDS艾滋病
CAMS中国医学科学院
CAPM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CDC（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NY人民币（RMB）*
GPA（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
HBV乙型肝炎病毒
HCV丙型肝炎病毒
HIV艾滋病病毒
IDU注射毒品
IEC信息、教育和交流
MCH妇幼卫生
MOH卫生部
NAP国家艾滋病项目管理小组
NGO非政府组织
PSI国际人口服务组织
STD性传播疾病
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FPA联合国人口基金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SD 美元*
WHO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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